人民日报:历史研讨须处置好古今关联 历史研究 国民日

  唐代史学家刘知?着眼于历史撰述提出问题,他在《史通?标题》中讲到魏晋南北朝至隋代学人对其历史撰述所用书名常以先秦文献命名时批驳道:“此又好奇厌俗,习旧捐新,虽得稽古之宜,未达从时之义。”在刘知?看来,魏晋南北朝至隋的这些史学家所撰写的史书,多能够“史”名书,大可不用套用“年龄”“尚书”“志”“典”这些先秦典籍的名称。他说的“虽得稽古之宜,未达从时之义”,意思是说不做到“稽古”与“从时”的和谐。这是未能准确处置古今关联的表示。

  刘知?反对名义上的“稽古”,更反对刻意“示其稽古”的做法。他在《史通?语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些史学家著史,在语言表述上存在“怯书今语,勇效昔言”的偏向,以至造成“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答行乎宋、齐之日”的不良文风。刘知?以事物一直变更的观点批评“怯书今语,勇效昔言”的不当,从而使这一批评拥有方式论上的意义。

  早在西汉时代,司马姑息说过:“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这多少句话说到了“古”,说到了“今”,也说到了“用”即“自镜”。这是我国史学家对古今关系的较早论述。在司马迁看来,“古”是“今”的“镜子”,可据此总结经验教训。这显然是着眼于事功。

  中国古代学人讨论的“师古”与“随时”或“稽古”与“从时”,都与古今关系相联系。清代思想家、诗人龚自珍说得好:“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他说的“大道”可懂得为“今”,他说的“史”可理解为“古”,二者的关系终极还是要落实到“大道”上。换言之,史学之所以有用,就是因为它有利于今人知晓“大道”。今天,构建中国特点哲学社会迷信,推进新时代我国史学发展,仍旧需要处理好古今关系,在会通古今中让人们知晓“大道”,使史学有用于世。

义务编纂:刘德宾 SN222

  瞿林东

  《 国民日报 》( 2018年01月29日   16 版)

  自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的命题后,除了史学家进行深入探讨,后世思想家也多有论述,其中尤以东汉王充的论述多有启示。他从古今关系上批评一些儒生,其言尖利、其意颇深。他指出:“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犹目盲、耳聋、鼻痈者也。”他之所以批评“知古不知今”“知今不知古”“不闻古今”,是因为在他看来,不知古今就是没有真正的常识,更谈不上有所用了。王充对于古今关系及其重要性的这番论述,显示出一个思想家的奇特作风和批评精力。可以认为,王充继续并发展了司马迁关于“通古今之变”的思想。

  古今关系也是政治范畴的重要命题

  那么,怎么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稽古”呢?刘知?以《东观汉记》与唐修《晋书》为例,赞美《东观汉记》把那些领有处所武装权势但并未树立政权者的业绩记入史册但与个别传记相差别的创举,并赞成唐初史学家重撰《晋书》时以“载记”情势把十六国史事写入晋史,以为这是唐初史学家“择善而行,巧于师古”的做法,确定了这样的“稽古”之举。

  人们研究历史的兴致和目标,一是要取得历史的本相,厘清历史发展的脉络,这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基础义务;二是要总结历史上人们从事各种运动的得失成败、教训教训,探寻历史发展的法则,以供今人和后人参考,这是历史研究的又一重要任务。这就决议了历史研究大都会波及古今关系,需要处理好“师古”(稽古)与“随时”(从时)的辩证同一关系。考核我国史学对古今关系的认识与处理,对于深刻认识历史研讨的实质、推动新时代我国史学发展存在重要意思。

  原题目:历史研究须处理好古今关系(学苑论衡)

  举例来说,怎样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新时期的一个重大课题。保持发明性转化、翻新性发展,尤其须要处理好古今关系。古今关系处理好了,能力自负地、有效地在创造性转化跟立异性发展中铸就中华文化新光辉,也才干体现当代中国学术经世致用新的生命力和弘远远景。为了处理好古今关系,有必要通过对相干学术史的回想揭示文明演进中的辩证关系及其重要问题。第一,如何认识古今关系。这里说的古今关系不仅是认识到古今有所接洽,还要认识到“古”中有哪些优良的货色合适于“今”,可能为今所用。第二,正由于如斯,所以人们对于“今”的认识就成了意识古今关系中极为主要的局部。只有全面地、深入地认识“今”,才可能断定、抉择“古”中那些实用于“今”、有用于“今”的优秀结果。在这里,人们的时代感和历史感是严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第三,对“古”和“今”以及古今关系的认识,要害在于落实到“用”,即发掘存在于“古”而有用于“今”的优秀成果,使其在当代文化建设和古代社会生涯中焕发出新的性命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李翰序言最后强调说,对于《通典》,他是“颇详旨趣,而为之序”的。那么,他在序文中所阐述的这些情理,果然合乎杜佑及其《通典》的“旨趣”吗?对此,咱们可以将杜佑的思维和舆论概括为三个方面作出答复:第一,杜佑在《通典》自序中明白写道:“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是阐明撰述资料的起源和撰述的目的。第二,杜佑在《上〈通典〉表》中指出:一则以往经典多是“记言”,“罕存法制”;二则“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救之方”;而“周氏仪式”以下的历代轨制,应加以“研寻”,因为“往昔长短,可为来今龟镜”。这是指出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缺憾,强调历代制度的重要性及其可以鉴戒的价值,亦即李翰所说的包括着“师古”与“随时”的价值。第三,杜佑在《进〈理道要诀〉表》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作为《通典》缩写本的《理道要诀》的主旨,是“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这两句话与杜佑《通典》自序所说是一致的,道出了李翰所说“经邦”“致用”的详细道路,也是对“师古”与“随时”关系的最好概括。

  器重古今关系是我国史学的精良传统

  《通典》问世900多年后,清朝乾隆天子为重刻《通典》写了篇序文。这篇序文也说到“学于古训”,说到“考虑古今”,说到“经国之良模”等,这是后代政治人物的认识。由此可见,在政治领域,如何处理古今关系也是一个重要命题。

  史学家提出的古今关系问题是否具备普遍意义呢?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考察这方面思想在政治领域的表现。这里不探讨详细的政治活动,而以杜佑所撰《通典》为例分析政治领域的“治道”是如何处理“师古”与“随时”、“古”与“今”的关系。

  历史在不断发展,时代在不断前进,这决定了历史活动的主体及其活动的内容都会产生很大变化。今天,如何处理古今关系依然是历史研究中的重大命题。中国占有非常长久的历史、拥有博大高深的文化,今天的人们都会自觉不自发地去认识过往的历史和文化,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从过往的历史和文化中追求经验和智慧为事实所用。当然,处于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本身的历史观、价值观以及对于社会管理的种种诉求。概而言之,每一时代的人都面临着“师古”与“随时”的问题,都需要处理好古今关系,只是具体的局势和情形有所不同罢了。当前,我们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巨大振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知识界、理论界、学术界都需要对“师古”与“随时”、古今关系这一老问题进行新思考,以更好激发中华民族的斗争精神、创造才能。

  唐代史学家杜佑所撰《通典》是部论述历代制度史的著述,实际涉及政治领域的“治道”。杜佑友人李翰在为《通典》所作的序文中写道:“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认为正人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辩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夫然,故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这段话,作者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把“师古”与“随时”的关系及其动身点和预期目的都讲到了,而且剖析得极为透辟。起点是“经邦”“致用”,预期目的是“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即有用于世。至于怎样处理“师古”与“随时”的关系,则从两个方面着眼,是着眼于实践,即“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二是着眼于实践,正版挂牌更新,即“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在这里,无论是从理论来看,仍是从实际来看,都统筹“古”与“今”的关系,本质上是如何对待和处理古今关系。

  会通古今才能有用于世

  刘知?批评刻意“以示稽古”与一味“取叶随时”的偏颇,指出把“稽古”与“随时”割裂开来的迫害,这当然是对的,但缺乏进一步的分析。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此进一步作了学理上的阐发。他对于“先圣遗嘱”“时王之制度”与“国度之用”的关系,对于“好古”与“当代”、“掌故”与“经术”的关系等,作了全面分析。章学诚的分析可以概括为三点认识:首先,他强调“时王之制度”,在“当代”与“好古”的问题上更重视“当代”,但他并不否定“先圣遗言”的重要和“经术”的位置;其次,他明确指出“士大夫之学识文章”应当“足备国家之用”,不同意“无当于适用”的“经术”;再次,他认为认识“当代”是“好古”的基本,因为“好古”的目的本是为了有用于“当代”,否则便成了无目的“好古”,这样的“好古”是没有意义的。

  应该强调的是,在李翰序文说的“致用”“经邦”“破事”“师古”“随时”这一思维逻辑中,“立事”当是症结。只因有了“事”,“致用”“经邦”才不会流于空口说;又因适当地处理好“师古”与“随时”的关系,“事”才可能落到实处。在杜佑思惟及其所著《通典》中,这个“事”就是“法制”“政经”,也就是“理道”(即“治道”)的内容及其逻辑系统。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学)

  章学诚进而对“随时”与“好古”的内在辩证关系作了论述,指出:“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这一段论述,对“好古”“随时”作了进一步说明,凸显了章学诚思考之深及其思维的辩证颜色,而对于“昧于知时,动矜博古”之人的讥讽堪称鞭辟入里。